今年初，浙江桐乡市城西村的文化礼堂内部在装修。阶梯式的座位、大大小小的灯光设备、吊杆、舞台、幕布、黑色的窗帘和黑色的地面——不断有村民好奇地跑过来看，这到底是要造个什么东西？
“小剧场。”
“小剧场？”村民们摇摇头，没听过。
有几次，桐乡本土剧团乌青剧社在尚未装修好的舞台上带妆彩排，即便没有置景，看起来有些简陋，但还是有不少村民来围观，觉得好新奇。有个阿姨跟乌青剧社的社长吕安迪说:哦，你们这是来唱戏！“他们一律把话剧演出称之为‘唱戏’，但我也觉得很开心，起码，大家对这个事情是感兴趣的。”吕安迪说。
事实上，城西剧场是梧桐街道城西村文化礼堂联合乌青剧社开启的一个社会化试点，将空间免费交由乌青剧社运营成小剧场。小剧场因为场地小、座位少、舞台离观众更近，因此互动性和沉浸性更强。时至今日，小剧场戏剧在中国已经发展了40余年，长三角区域的小剧场从最初仅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发展，到逐渐下沉到更加广阔的土地，不断吸引着更多年轻人，也丰富着长三角的文化消费市场。但犹如这个季节江南青石板砖缝中的嫩草一样，长三角小剧场才刚刚萌芽，仍需扎根土地、用力生长。
攒出一个小剧团
记者见到吕安迪的时候，他正和灯光师一一交代着细节，生怕剧场哪里做得不够完美。他热忱、谨慎，带着一点书卷气。
吕安迪的一天往往从中午才开始。下午对接小剧场运营的方方面面，晚上带着剧团排练，最后回到家里做“案头工作”，不知道写剧本到几点钟才能入睡。日复一日的忙碌都比不上创作时的痛苦。“灵感枯竭就完全写不出来，要写出来，还要不断考虑把文本排演成舞台戏剧的过程，有时候也会想，要不然不干了算了，一抬头第二天到了这个戏还是得要演。”他说。
2016年，吕安迪还在外地读戏剧表演专业，家乡乌镇的戏剧节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这次回乡，他并没像以往一样甘心做个观众，而是叫来自己两个朋友临时组了个小剧团，去参加戏剧节的嘉年华板块。
作为唯一的本土剧团，他们的表演融入了不少当地特色，还引入了“桐乡三跳”的方言唱词。“三跳”传说是京杭大运河上的纤夫边敲边唱的“纤板书”，是濒临失传的非遗。如此混搭的表演一亮相就吸引许多观众驻足，获得了不错的反馈，这也让吕安迪信心倍增。毕业以后，他做了一段时间青少年艺术教育培训，攒了点钱，便生出了一些更大胆的想法:要么就全职做一个剧团。
喜欢戏剧、学习过戏剧表演的朋友被他攒起来，有3个全职跟着他干，还有不少愿意兼职来帮忙。由于没有自己的剧场，乌青剧社只能一面接商业小品、戏剧、情景剧，一面为政府和企业年会、活动演出，以此营收。剩下的时间，吕安迪就创作自己感兴趣的戏，排演以后去参加艺术节。
唯一一次完全市场化售票，是那部《当》，在桐乡某幢写字楼里有个空旷的地方，改成了剧场，开了两天票，都是爆满。第三天，他不敢卖了，担心看的人突然变少、场子空了，经受不住这种打击。“说实话就是怕了。”吕安迪有一点羞赧，“当时的思考路径可能比较执拗，我想先停一下。”
做剧团这件事似乎很难被理解。吕安迪调侃着和记者说，以前做艺术教培的时候，每次回老家村里，介绍自己的工作就是当老师。当老师好啊！亲戚朋友总会夸上两句，是个“正当职业”。而如今，他很难向他们解释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亲戚朋友们只是知道，每年打开电视，桐乡春晚里总有吕安迪的语言类节目。
他努力想把剧团做出些声色。比如在原创本土话剧《蚕花娘娘》里，吕安迪把教自己唱“桐乡三跳”的师父请来当旁白。那是他师父第一次演话剧，虽说也是一块醒木、一把折扇、一块“三跳板”说个书，但吕安迪明显发现，师父紧张了。“他排练的时候忘词了。”吕安迪忍俊不禁，他知道师父也兴奋，还特意为这个戏设计了大褂的颜色。“三跳”这样几乎快要失传的地方曲艺，居然能够通过话剧、通过剧团焕发出新的生机来。
城西剧场彻底装修好以后的第一部大戏，吕安迪也打算排演“三跳”和话剧的结合体，做一个戏中戏，讲讲三跳班社的故事。“目前我还是想创作更多江南题材的作品，很多元素、腔调和道具置景，还是江南人来做最地道。”他说。要是剧中有流水，他就举着收音设备去大运河支流边录一段。
运营一座小剧场
这几年，长三角地方政府的确为扶持小剧场做出了不少努力。比如2021年，江苏就率先出台全国首个《关于推进小剧场建设的指导意见》，让小剧场在江苏城乡布局落地。
然而，即便有了地方政府的支持，但是拥有一个空间，仅仅是小剧场发展的第一步，即提供了“土壤”。而后续如何市场化运营，找来足够多的“阳光雨露”，却是剧场负责人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去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占龙准剧场的票卖得并不算好，尤其是工作日，人就更少。同样，合肥本地观众看剧的文化消费习惯还没有被充分培养起来，因此上座率能稳定在五六成就已经不错了。
孙荣波则认为，以单纯的一个小剧场作为业态在商业化上还有许多局限性，未来他可能会依托临海紫阳老街园区，配合打造周边商铺、西餐厅、美术馆、live house等业态，形成文化综合体，剧场再通过入股等方式实现整体收益最大化，不然“赚不到钱”。
建立“穷困又务实的长三角小剧场们”联盟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让各个小剧场之间相互照应，如果有好的作品可以安排在整个长三角巡演。
孙荣波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通常来说，剧场座位数×票价平均值×四成上座率，才能与小剧场方投入的单场成本持平。因此，大部分长三角小剧场能接受的剧作价格都在一场一万元上下。
“虽然目前贵戏、大戏我们长三角小剧场还承接不了，但如果小剧场本身有自己的剧团、有创作力量，拿自己的小戏到长三角各地‘滚一滚’也是很好的。”孙荣波说。
选择去哪个小剧场巡演，占龙准也有自己的考量。“一方面，场地要有热度、有流量，一直在演出。其次是平时运营是不是全平台，粉丝量有多少，同期有多少演出，转化率能不能覆盖成本。”他坦言，目前长三角小剧场联盟最大的难度是各个剧场的标准、功能和运营都千差万别，因此，急需强有力的牵头人或者中介公司来排摸、筛选并且做好联络，才能够真正实现剧团在长三角区域小剧场的巡演。
打造一片乐土
无论如何，事情在慢慢变好。3月末，吕安迪的城西剧场正式揭牌。乌青剧社办了一场演诵会，把四个篇章十个节目串联成了一台戏。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剧场。“这是演员一生最大的梦想。”吕安迪说。除了桐乡的戏剧爱好者，城西村的村民们也成了第一批观众。
去年七八月份开始，占龙准的方盒剧社和剧场正式实现了盈利。一个月能演57场戏，月票房收入在26万元—30万元。
长三角地区的巡演也提上了日程，就在不久之前，方盒剧社十周年的作品《奥赛罗》就开启了巡演，第三站正是孙荣波的临海紫阳剧场。
孙荣波的剧场目前免费提供场地给临海市当地的一个年轻剧团排演，做训练工作坊、做剧本朗读。如果他们的演出卖票，他也不打算分成。“如今看来，小剧场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戏剧实验性的尝试，年轻剧团剧作的孵化和展示功能，或者大剧团来试水演小戏。”他说。临海之前并没有本地剧团，因此，他久违地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那时候的上海，是青年戏剧极为火热的土壤。2004年，早年毕业于上戏的王景国在上海西南角的一个仓库里创办了“下河迷仓”，是上海最早的完全免费的戏剧排练、表演与交流空间，专门给热爱戏剧的年轻人提供场地，让他们在其中尽情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做最先锋、最实验性的戏剧表达。从2005年的《月亮》《囚》到毕业后接连做了《寻影》《123跳房子》《棉MAO裤的夏天》，孙荣波和同样热爱戏剧的朋友们在迷仓中度过了许多炎热没有空调的夏季和寒冷刺骨的冬日，但青年人自由、大胆、天真又赤诚，永远朝气蓬勃。讲到这一段时，孙荣波眼中有着格外的光彩。
后来，租赁价格上涨，下河迷仓没有再运行下去。孙荣波觉得可惜，如今又想，也许自己的小剧场也能成为相似的乐土。
吕安迪决定先用自己的戏剧作品在城西剧场试水，看看剧场的运营到底能够达到何种程度，对本地受众是否有足够大的吸引力，能不能把票卖出去。如果效果不错，他非常愿意接纳其他城市的剧团过来演出。
“因为会想到当年我们自己没有剧场的时候。”他说，“目前，桐乡有800座的大剧院，有儿童剧场，剩下的一般都是会议剧场、学校礼堂，很难满足一些剧目的演出要求，而城西剧场是专业的戏剧黑匣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桐乡小剧场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