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平
文学艺术要满足大众文化消费需求，同时也要参与人文精神建构。这是一个不可偏废的、对立统一的整体。但二者在现实中的“对立”是显性的，理论上的“统一”则是隐性的。这种认知几成共识，但依笔者不成熟的看法，这其实只是一种刻板印象。
在人们印象中，满足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是通俗文学，因而文艺的消费属性被概括为“俗”。正面的说法是通俗，负面的说法是庸俗，至于低俗、恶俗，已在鞭笞之列。相反，承担人文精神建构责任的是纯文学，是文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之所在，因而被视为“雅”，即文雅、优雅、高雅。由此形成了通俗文学之俗与纯文学之雅的区分和对垒。其实，通俗文学是一种类型化写作，一般会顺应大众的情感和价值取向，比如惩恶扬善、急公好义、英雄主义，等等；会选择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达方式，比如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设计曲折生动、悬念迭生的故事情节，等等；会深耕大众关注的题材领域，比如侦探、悬疑、言情、仙侠、商战，等等。不难看出，类型化写作同样需要有思想性、艺术性的追求和造诣。相对来说，纯文学是一种个性化写作，它注重个人经验和感受，注重独到的思想见解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个性化写作在艺术创新方面有更强烈的内生动力，但个性化写作并不能天然地对庸俗、低俗免疫。
事实上，雅与俗固然有别，但雅与俗也是相通的。雅与俗的区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比如古典诗词，今天公认是高雅艺术。但在当初，诗是庄严雅正的，要满足言志抒怀的需要；词是轻松游戏的，要满足歌台舞榭、清乐宴乐的需要。所以词是“诗之余”。词的出现，一方面是城市、商业以及市民社会的发展，带来大众文化娱乐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从四言、五言到七言，从辞赋到歌行的诗歌传统孕育涵养的结果。前者是世俗，后者是文雅。雅的文学传统与俗的现实需求，在唐宋之交，携手成就了词这种新的文体。
再比如小说。作为叙事艺术，小说的源头可以上溯到远古神话传说，经由先秦两汉寓言和史传传统的过渡，到魏晋时代，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前者记述神异鬼怪，后者记述人事逸闻。虽然作者自认为是“纪实”，但从“史笔如铁”到“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其中已包含了由正史到野史、由雅到俗的嬗变。经此一变，不仅与史传传统有了“文”“野”之分，和诗词歌赋相比，也有了雅俗之别。其间，经过唐变文、传奇以及宋元话本等不同阶段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始有文人介入，开始对三国故事、水泊梁山好汉故事以及唐三藏西天取经故事进行整理和创作，但其通俗性、大众性、民间性没有根本改变，直到《红楼梦》出现。
鲁迅先生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理由是“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须知，“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这是“扁平人物”塑造的重要特征，也是通俗文学“类型化写作”的常见模式。从话本故事的集体创作，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文人增删创作，再到《红楼梦》“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是小说由俗向雅的演变，也是小说创作中民间大众审美趣味与作家主体精神此消彼长的发展，其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沟壑天堑。
郑振铎先生著《中国俗文学史》，开宗明义写道:“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诗经》因为保存了大量古代民间歌谣，是学界公认的俗文学。但实际上，自汉武帝定《易》《书》《诗》《礼》《春秋》为五经，“置五经博士”起，“诗”字后面加了一个“经”字，再说它“不登大雅之堂”就不准确了。此后，唐定九经、十二经，宋定十三经，《诗经》都名列其中，是百代不易的儒家经典，深刻参与了人文精神和审美意识的建构过程。
可以这样说，雅和俗是相通的，满足大众文化消费需求和参与人文精神建构也是相通的。人为地把大众文化消费功能归于通俗文学，归于类型化写作；把人文精神建构的责任归于纯文学，归于个性化写作，并将这种区分绝对化，是不科学的，也不符合文学史的事实。
其实，雅与俗的差异，大众文化消费与人文精神建构的差异，其背后是社会大众与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使命自觉程度的差异。别林斯基曾感叹说:“人民但觉需要马铃薯，而毫不觉得需要一部宪法。”但问题在于，如果这部“宪法”不能给人民带来更多的“马铃薯”，别林斯基们有什么理由要求人民改变漠然待之的态度呢？相反，如果这部“宪法”能够带给人民更多的“马铃薯”而人民却不自知，别林斯基们的任务，不是应该走到人民中间去，唤醒人民对这部“宪法”的自觉意识吗？
一般化地倡导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两手都要硬”是不够的。今天，对通俗文学、网络文学、影视剧等类型化写作来说，不仅要研究如何顺应和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还要研究如何感受、发现、创造和引导大众新的文化消费需求。只有前一个研究，还只是在较低层次上对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满足；有了后一个研究，就是建构人文精神的艺术实践。对纯文学的个性化写作来说，不仅要坚持自己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创新，还要自觉地以这种探索和创新，去丰富大众文化生活的新内容，开辟大众审美意识的新境界。只有前一个坚持，还只是作家个人思想和艺术素养的锤炼过程；有了后一个自觉，就是丰富和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艺术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