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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凌的办公室，记者就被桌上摆着的一幅画吸引。乍一看以为是太湖石水墨画，细看才发现其实是一块形状奇特石头的三个侧面素描。画面底部是一行漂亮的钢笔字:“尼阿底的万年前石叶为高原腹地迄今最早的人类活动记录……”张晓凌说，这幅画是去年一位同事兼好友送的，为了纪念她登上高原十周年。
张晓凌曾经是个清瘦白净的小姑娘，芳华之际却毅然决然奔赴苦寒之地“找石头”，这一找就是12年。外人看来，其间应当有数不尽的辛苦与委屈，可她在给记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却反复提及一个关键词——“幸运”。
“幸运”地发现尼阿底遗址
青藏高原上有种圣洁美丽的植物——高山雪莲，它们生长在雪线附近的岩缝、石壁和乱石滩上，因为天寒地冻、空气稀薄等极端恶劣条件，种子要经过数年积蓄力量，才能开花。
12年前，张晓凌跟着古生物科考团队第一次登上高原，险些被“劝退”。严重的高原反应让她每晚都头痛欲裂，无法入睡，“不行，明天我就要回去！”然而到了白天，巍巍高山，皑皑白雪，奔跑的藏羚羊、藏野驴、黄羊，悠闲踱步的牦牛，翩翩起舞的黑颈鹤，藏族孩子黢黑的脸上天真烂漫的笑容、茁壮的身姿……张晓凌在这片高寒土地上感受到了旺盛的生命力。一瞬间，头好像没那么疼了。在这里一定会找到古人类生活的痕迹，因为哪怕“绝域苍茫无所有”，生命坚韧的力量总可以扎根。
虽然信念执着，但是造化弄人。刚开始的三四年，张晓凌在高原兜兜转转，踏破铁鞋，却一直没能和古人类的踪迹相遇。她不断给自己鼓气:“走过了越来越多的河，转过了越来越多的山，爬了越来越多的洞，终究会有一些收获。”
终于，跋涉于莫莫高山、深谷逶迤多年之后，张晓凌实现了零的突破。他们发现了尼阿底遗址——青藏高原上首个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这一发现填补了西藏旧石器时代史的空白，改写了人们对古人适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2018年11月30日，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美国《科学》杂志在线发表，轰动了国际考古界。2021年，张晓凌荣获第十三届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
高山雪莲生长速度虽然缓慢，一旦盛放，就是兼具药用价值与观赏价值的雪域奇葩、高山精灵；而张晓凌虽然数年蛰伏，终在尼阿底遗址，把人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推进到4万年前，“能发现尼阿底遗址，我是幸运的。”张晓凌说。其实，这种“幸运”更是经过一番寒彻骨的坚持，守得云开见月明。
“幸运”地把个人爱好变成了毕生事业
青藏高原上，蓝紫色的龙胆花几乎随处可见。有诗曾赞叹它:“不卧龙宫卧山林，一样青光若照人。”张晓凌就像龙胆花一样，不卧“龙宫”，而在高山砾石间绽放，在深山穷谷亭亭而独芳。
缘于对探索文献记载之外历史的兴趣，张晓凌在高考时选择了考古专业。入学第一课就是旧石器时代，她清楚记得，老师说99.99%的人类历史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漫长岁月中人类的发展进化让她着迷，四年本科意犹未尽，于是研究生和博士阶段，她选择跟着双古所研究员高星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
2010年夏，中科院古生物科考队从西藏归来，带回一些打制石器给高星。张晓凌无意间在老师办公室看到了这批标本，神秘的雪域高原蓦地闯进了她的脑海。“古人类是何时进入高原，又是怎么适应这种极端环境的？”为了寻找答案，她走上高原，开始在风沙满天的苦寒之地追寻古人踪迹。
12年来，她和团队要经常驱车穿越高原无人区乃至野狼出没的地带，陷车、抛锚等“行路难”对她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工地有时没水没电没信号，一个月都洗不上一次澡；在高原体能消耗极大，每一次去都至少要瘦10斤。
最近，张晓凌刚结束了持续5年的梅龙达普洞穴遗址考古工作。高原的特殊自然条件使得每年可以进行考古的时间只有2-5个月，而这宝贵的几个月也绝非风平浪静。
高原天气极其干燥，“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在梅龙达普洞穴里，水浇在土上瞬间就消失了；手铲一挥就尘土弥漫，不用抽风机连人影都看不清。张晓凌和队友只能戴上耳塞、N95口罩、手套，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其实在高原这种氧气含量很低的地方是不能佩戴N95口罩的，但现场没有人抱怨，大伙只是不时摘下口罩大口喘喘气又接着工作了。
这个洞穴的洞口距地面104米，相当于35层楼高。张晓凌和考古队员们每天都要在海拔4700米的地方，扛着几十公斤重的设备和仪器，爬上35楼上班，下班再扛着标本和样品下35层楼。这种“负重爬楼”，日复一日，持续了15个月。
谈起这些苦，回到北京的张晓凌反而有一些怀念。虽然每次登上高原，她还是会有高原反应，头疼眼肿，如今血压还有些高，但她依然盼望着、热爱着登上高原。面对坎坷来路，为何张晓凌能以苦为乐？“因为我是幸运的，我把个人爱好变成了毕生追求的事业。因为我热爱我的工作，它就像我的第三个孩子，而热爱是可以排除万难，抵御万般艰苦的。”
“幸运”地遇到一群温暖的人
在高原低温、干旱、强风的恶劣环境下，植株个体生存困难，有种“垫状植物”就会选择“抱团取暖”，像地毯一样紧密地“编织”在一起共同抵御寒风。张晓凌的家人、同事和藏民朋友，就像垫状植物紧紧围绕在她身边，为她在生命禁区搭建出温暖的一方天地。
张晓凌认为，在高原物质条件再艰苦、身体再不适，也比不上母亲和年幼儿女分离之苦。孩子还小时，出差几个月后张晓凌风尘仆仆赶回家，推开门，孩子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扑到她怀里，而是用看陌生人的眼神盯了她很久。那一刻的心酸，刻骨铭心。“不过我是幸运的。”家人携手编织起一张温馨的网，让远在雪域的她没有了后顾之忧:爱人每天向她“汇报”家里的情况，但孩子生病之类的事绝对不会说，以免让远方的她牵挂、忧心；公婆没有埋怨过她，反而总对孩子们说:“妈妈工作做得很出色，你们要向她学习”；父母更是用爱包容着她，从不会用工作稳定、顾家、收入高等来要求她。
女儿花生和儿子毛豆长大一点后，也从未抱怨过妈妈缺席自己的每个暑假，而是觉得妈妈的工作“很酷”，很喜欢妈妈在野外给他们捡的藏地“特产”，比如藏原羚的角、鹰的羽毛、陨铁、漂亮的水晶或玛瑙等，都是向小朋友们炫耀的“资本”。
张晓凌说:“我喜欢在高原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在野外人们之间的感情更加的真挚和淳朴。”走出钢筋水泥筑造的冰冷都市，在雪域高原的圣土上、在自然的山川湖泊间，人和人的心好像贴近了。有时工地缺水断电，伙食也要自己解决，考古队员就分工合作，懂电的负责发电机，会做饭的就管起大家的一日三餐，“我一般负责洗碗”，张晓凌笑道，“大伙像一家人一样”。她还会带着团队里的年轻人一起去拍阿里璀璨的星空，一起去牧民的帐篷里喝酸奶，一起穿着藏袍拍照，一起去逛赛马节。
考古工地上，也有许多当地的藏民帮着运土、搬石头。虽然语言不通，但双方用微笑传递善意，用手势比画着沟通，慢慢建立起默契、信任和友谊。一次考古队意外被困在遗址和县城之间的路上，一位藏民得知，二话不说，骑马送来热水和泡面。在考古队员离开的那一天，队员们忙着收拾，一位藏民就一直在角落静静地等了一天，只为了亲手给每个人献上哈达和自己真挚的祝愿。
长相思，在藏地。每年结束在高原的考古工作后，远方的人和事，仍会拨动张晓凌的心弦。她挂念着青藏高原的天气有什么变化，野生动物有没有开始迁徙，闲暇还会和孩子一起看西藏野生动物、风土人情的纪录片。“老家河北是我的第一故乡，北京是第二故乡，青藏高原就是我的第三个故乡。”高原故乡的亲人们也挂念着她。每逢当地下雪了或过节，她都会收到牧民朋友的照片，寄托着“故人何不返”的思念。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数万年的祈盼？关于青藏高原的人类足迹，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待青藏高原上的树林再次变绿、花儿再次绽放，张晓凌和伙伴们又将回到高原，凭借着各种“幸运”，一起探寻解谜的新密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