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淮流域是道家思想的发源地。老子身后，率先将老子思想发扬光大的是道家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文子。据传他姓辛，号计然，生卒年不详。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并说文子是“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关于文子的生平事迹，史籍所载甚略。至于文子是何地人，史籍亦无明确记载。据学者考证，文子当为陈蔡一带人，也即城父或谯一带人。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文子学道早通，游学于楚，陈蔡一带是文子早年的活动范围。正是在这一带，文子有机会师从老子学道并宣扬道家思想。老子的道学之所以能够迅速在楚国流传，文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文子曾经游学到齐国。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齐王曾问政于文子，而文子关于如何治国的回答则是基于道家思想的。文子把道家思想带到齐国后，彭蒙、田骈、慎到等人皆师从文子，成为文子后学,由此在齐国形成了黄老道家之学。
《汉书·艺文志》著录《文子》九篇，流传到隋唐时期，则增为十二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文子》十二卷，这主要是历代学者以《淮南子》等古籍为依据，通过辑佚、补编而成。十二卷依次为《道原》《精诚》《十守》《符言》《道德》《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仁》《上义》《上礼》。各卷开篇均冠以“老子曰”三字。其内容皆以阐扬老子的“道”为宗旨,同时亦有发挥、引申,并杂糅儒、墨、名、法诸家之说。古本《文子》已散佚，今本《文子》虽经后人增改润益，可能会有与原貌不尽相同之处，但仍然不失为研究文子思想的可靠资料。
文子的活动年代虽然与孔子大致同时，但其思想产生影响却是战国中、后期的事。而汉唐时期，则是文子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东汉学者王充对文子推崇备至，他在《论衡·自然》篇中将文子与老子相提并论，赞叹道:“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文子》在唐代更是地位显赫。天宝元年，唐玄宗诏封文子为“通玄真人”，尊《文子》为《通玄真经》，从此《文子》与《老子》(又名《道德真经》)、《庄子》(又名《南华真经》)、《列子》(又名《冲虚真经》)被视为道教的四大经典。
然而享有盛名的同时，对于《文子》一书的质疑、否定之声亦随之增多。班固就曾说《文子》书中“称周平王问，似伪托者也”，因为周平王早于文子230多年，不可能与文子问答。唐代柳宗元称《文子》为“驳书”，认为《文子》内容驳杂，并混夹着抄自儒、墨、名、法诸家的语句。1973年，河北定县40号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了竹简本《文子》。不但确证了《文子》不是伪书，而且澄清了班固导致的误解:原来与文子问答的“平王”，并不是周平王，而是与文子同时代的楚平王。宋末元初著名道士杜道坚在《文子缵义》中说“楚平王不听其言，遂有鞭尸之祸也”。楚平王与文子确曾有过问答，并曾接受过文子的思想。他即位后的第一年，即宣布与民休养生息，实施宽民、惠民政策。但不久，他在奸臣费无忌等人的撺掇下，改变了这些政策。楚平王二年，费无忌奉命到秦国去聘孟嬴为太子建之妻时，发现孟嬴貌美异常，就劝平王自娶。平王好色，居然自娶孟嬴。后来平王逼走了太子建，杀掉了太子傅伍奢及其长子伍尚。伍奢次子伍员(伍子胥)逃亡吴国，尔后亲率吴军打败楚军，攻下楚国都城。虽然楚平王已死，伍员仍掘墓鞭尸三百。
《文子》体现了黄老道家经世致用的特征。所谓黄老道家，主要是将老子思想与托名于黄帝的儒、法、阴阳、墨诸家有关思想结合，而其基本观念，则是老子以“道”为核心的“无为而治”思想，不过黄老道家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锐意进取的入世精神。清人孙星衍在《问字堂集·文子序》中说:“黄帝之言，述于老聃；黄老之学，存于文子，西汉用以治世，当时诸臣皆能称道其说，故其书最显。”清人洪亮吉在《河上公老子章句序》中指出:“自汉兴，黄老之学始盛行,文景因之以致治……老子之徒有文子，其书述老氏之言为多，世亦并尊之。当时，上自天子及士大夫，内及宫阃，莫不服膺黄老之言，以施诸实事，其尊老子、文子也，与孔、颜并。”老子和文子，与孔子及其弟子颜回一样，受到当时人们的尊崇。
文子继承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并对老子的思想进行发挥、引申，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基本保留在《文子》一书中。书中最主要的观念，可以概括为“四修”和“四经”。
“四修”是《文子》的核心理念。《文子·道德》篇说:“御之以道，养之以德，无示以贤，无加以力……四者诚修，正道几矣。”所谓“四修”，就是用“道”来统领，用“德”来养育，不显示贤能，不强加外力。文子认为,真正实现了这“四修”，那就接近“正道”了。如果君臣上下都能够遵从“四修”之道，就一定能收到“民附”“民服”“民足”“民朴”的效果，而社会和百姓也就可以“自全”“自安”。《老子·五十七章》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文子的“四修”思想则将老子的这种观念进一步推向社会政治的实践层面，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继承和推行，也是从道家迈向黄老道家的关键一步。
“四经”则典型地体现了《文子》和黄老道学的包容性。《文子》对儒、墨、名、法各家思想兼收并蓄，因而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后来成为黄老道学的重要特征。老子对儒家将“仁义”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提出批评，认为不以大道为本的仁义并非长久之道，这种仁义道德不是过高，而是过低，所以《老子·三十八章》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文子继承了老子的这种观念，但他同时认为德、仁、义、礼的辅助功用值得重视，因而提出了“四经”之说。《文子·道德》称:“德者，民之所贵也；仁者，民之所怀也；义者，民之所畏也；礼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顺也。”所谓“四经”，就是德、仁、义、礼，文子认为它们也包含在大道之内。治理国家应当因应时势和世事，从实际出发，按步骤循序渐进，而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离不开德、仁、义、礼“四经”的作用。文子把世道区分为“至德之世”和“衰乱之世”。《文子·下德》说:“仁义礼乐者，所以救败也，非通治之道也。”仁义未必能够治本，但完全可以先用来治标。文子认为“世乱则贤者不能独治，”所以社会治理需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文子·上仁》又说:“古之为君者，深行之谓之道德，浅行之谓之仁义,薄行之谓之礼智。此六者,国家之纲维也。”文子没有把道家“深刻”的道德与儒家“浅薄”的仁义礼智截然对立起来，而是把仁义礼智作为治理“衰乱之世”的必要的辅助手段，认为它们同样是治理国家的纲纪。
可见“四经”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体现了《文子》对于儒家思想的包容和汲取。文子认为，如果否定“四经”，就会失道，就会带来“下怨”“下争”“下暴”“下乱”的恶果，进而导致国家衰败、灭亡。《文子·道德》云:“君子无德则下怨，无仁则下争，无义则下暴，无礼则下乱。四经不立，谓之无道。无道不亡者，未之有也。”这种以“道”统领“德”“仁”“义”“礼”，明确地融道、儒于一炉的治国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当是第一次出现。
总而言之，《文子》以老子道学为中心，糅合了先秦儒家、墨家、名家、法家诸家学说。文子思想的基本特点，或者说它的主要价值，正在于此。文子思想上承老子道学，下启黄老之学，将治身和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既具有先秦道家注重修养身心的思想特征，又表现出黄老道家锐意进取的入世精神，是一座从老子走向黄老道家的思想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