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流浪地球1》的时候，感觉我们这么做下去能做成世界一流，现在我觉得我们已经走入到世界一流了。”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教授吴岩，春节时去影院看了《流浪地球2》，心中满是欢喜。1978年，还在读中学的他便开始创作科普和科幻作品；1991年后，他又陆续在国内高校首开科幻方向的本科至博士教育，成为科幻教学的先驱。他见证着中国科幻的成长，也深刻体会过其中的寂寞。
即使没有如吴岩这样沉淀40年的复杂心绪，许多人也依然能从《流浪地球2》中获得振奋——那是借由对优质视效和宏大想象的直观感受，再一次建立起的对国产科幻制作的希望与信心。上映以来，这部累计吸引了7072.9万人次观看的电影，已经收获36.47亿票房，豆瓣评分8.2，许多评价称其为中国科幻新的里程碑。
先于《流浪地球2》一周，剧集《三体》也在央视和腾讯视频同步开播。经历了数番搁浅的影视化波折后，这部中国科幻文学的头牌IP终于亮相荧幕，上线后仅一小时便打破了腾讯视频剧集首日热度值纪录，话题#三体#更是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的首位。目前，该剧还没有正式完结，但就现有的评价来看，不仅已赢得了原著党的认可，也吸引了大批路人观众，成功开辟了属于国产科幻影视的又一条赛道。
2019年时，《流浪地球1》的横空出世曾被视作开启了中国科幻的元年。仅仅四年过去，由《流浪地球2》和《三体》就共同打造出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突然的进步背后其实是相关创作者从意识到技术多方面学习和实验的结果，如果深入去看，就会明白，没有什么突然降临的成功，这一切都是时间堆积的成果。
漫长的准备
科幻之于中国，虽然是一个舶来品，却也有着百余年的历史。从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中国未来记》开始，顾均正、老舍等一批知识分子纷纷尝试过创作。只是由于晚清民国特殊的社会状况，科幻小说在彼时只是被当作文学革新和启发民智的一种介质，没有形成独立的文类自觉。这种状态一定程度上延续到了1949年以后。共和国早期，科幻小说虽然获得了一些发展空间，但更多地从属于科学界，主要肩负科普职责，并承载着一些宣传功能。就文学价值而言，只被当作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已。
“文革”十年，科幻创作曾一度中断，而后乘着改革开放和建设“四化”的东风得以回春。以郑文光、叶永烈等为代表的创作者引发过一波科幻文学的出版和阅读高潮，1980 年由童恩正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改编的同名电影还成为了影视界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在与国外日益增多的交流中，关于科幻创作的技巧和理念也得以全面更新。但随着一些批评声音的到来，科幻又陷入了沉寂。作家纷纷封笔，出版大幅减少，期刊也仅剩下《科幻世界》一根独苗。
转机直到“世界科幻协会1991年年会”落地成都才出现。借由那次盛会，作为承办方的《科幻世界》一举扩大了影响力。王晋康、韩松、何夕等“新生代”创作者在此崭露头角，而日后成为《流浪地球》系列导演的郭帆和《三体》导演的杨磊也成为了这本杂志的忠实粉丝。
1986年起，《科幻世界》还创办了中国科幻的第一个荣誉“银河奖”。1999年，山西娘子关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刘慈欣向《科幻世界》投稿了四篇作品，其中名为《带上她的眼睛》的短篇拿下了当年的银河奖一等奖。次年，他又创作出了《流浪地球》，将特等奖收入囊中。此后6年，刘慈欣连续摘得银河奖殊荣，成为“新生代”中最晚登场却最为耀眼的一位。为他换来2006年那座奖杯的，正是日后名声大噪的《三体》。
而从2002年开始，中国电影也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随着新的管理体制开始实施，国产电影迎来了全面的市场化，一部投资3000万美元、全球票房1.77亿美元的《英雄》更是拉开了商业大片的时代帷幕。在投资成本和票房回报不断增长的双重刺激下，《机器侠》《全城戒备》《未来警察》《逆时营救》《长江七号》等具有科幻色彩的电影接连诞生。虽然这些作品的成色各不相同，甚至所谓的“科幻”更多时候只是一个点缀或者噱头，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事实上为中国科幻影视做出了技术和市场的先期探索，至少从那时起，人们就意识到，科幻题材早晚会在中国影视市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热潮降临
2012年，美国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凭借小说《手中纸，心中爱》一举拿下“雨果奖”“星云奖”“世界奇幻奖”三项国际顶尖的科幻文学奖，成为第一位收获大满贯的科幻作家。在那次获奖前后，他收到了中国科幻作家陈楸帆的小说《丽江的鱼儿们》的英译稿，因为读来有些费解，于是动手帮忙重译。美国科幻杂志《克拉克世界》随后刊出了这篇小说，刘宇昆也借此获得世界奇幻科幻小说翻译奖。这让他意识到，自己可以把读到的有意思的中国科幻文学翻译介绍给欧美世界。
此后，刘慈欣的《三体》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也成功走向西方读者。2015年，《三体》夺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同时获得星云奖长篇小说类提名；2016年，《北京折叠》又摘得了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故事奖。
这是中国科幻文学迄今为止收获的最高荣誉，它不仅让中国创作者的想象力飞扬到了世界，更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声势空前的科幻热。许多作品开始成为资本竞相追逐的IP，陈楸帆、江波、宝树等作者也纷纷从业余创作转向了职业化写作。中国科幻产业总值在2016年时只有100亿元，只经过两年时间，这一数字便攀升至了456.35亿元。
为了给即将筹拍的科幻大片热身，中影公司还先行制作了一部成本2000万的《伊阿索密码》作为试水，并有意投资了重视觉效果的《狼图腾》《长城》等项目。据说《狼图腾》筹拍前，中影就规定要尽可能使用国内团队，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不得不带着核心技术团队给中国团队讲了许多天的视觉效果课程。
宁浩则邀请了与罗伯·科恩、伍迪·艾伦等好莱坞导演合作过的国际知名视觉特效总监Joel Hynek，以及曾参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TAU FILMS、《侏罗纪公园》的TIPPETT工作室、《银翼杀手2049》的BUF、《降临》的OBLIQUE FX四家顶尖特效公司，联合打造影片的视效制作。
在这些项目操作过程中，国内的影视从业者不仅学习和积累经验，也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国内团队与国外团队在岗位分工和工作流程上有着根本不同，中国电影需要追赶的不只是技术。
科技与影视的融合
筹备两年、拍摄六个月、后期近一年，《流浪地球1》在经历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艰难跋涉后，终于在2019年春节上映。这是一次成功的亮相，不仅树立起了中国科幻影视的稳固标杆，也引发了外媒的极大关注。上映当月，国家电影局便为之举办了专题研讨会。
国家层面对科幻影视的重视，自此开始迈向一个新的高度。2020年，电影局与中国科协印发了《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对科幻电影创作生产、发行放映、特效技术、人才培养等加强扶持引导的10条政策措施，业界称之为“科幻十条”。随后，建立了促进科幻电影发展联系机制，由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牵头，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单位有关部门参加，设立“中国科协科技传播与影视融合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
科影办常务副主任、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挺研究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按照“科幻十条”要求，科影办推动建立了“科幻电影科学顾问库”，从航空航天、天文与物理等领域，聘请了一批两院院士、权威专家和优秀科技工作者，为科幻电影剧本创作、影片拍摄等提供专业咨询、技术支持、科学把关等服务。科影办每年都会举办“科技传播与影视融合”系列沙龙，为科技界和影视界搭建交流的桥梁，并通过常规性的调研工作，及时了解我国科幻影视创作面临的困难和亟须的帮助，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出台。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也在2020年底成立了“科学与影视融合专业委员会”。不同于科影办相对宏观的研究与资政功能，科影融合专委会更多地从实操层面为科幻影视创作提供科学帮助。专委会委员中既有古生物学家汪筱林、恒星级黑洞科学家苟利军、计算数学家刘歆等科学家，也包括郭帆、龚格尔、陆川、陈思诚等电影人。
其实，《流浪地球1》成功的基础之一正是得益于科研人员的介入。在剧本创作期间，为了构建出一整套自洽而可信的世界观，郭帆就曾邀请过中国科学院天体物理方面的教授编写了与剧情相关的近百年的编年史，同时设定了压缩蔬菜包、鹤嘴挖掘机、重聚变反应堆等道具清单，以及引力地震、永日、雪雾等可能出现在未来的自然现象。
科影融合专委会的建立，无疑将使得这种专业辅助更加全面，也可以更广泛地提供给更多创作。2022年，由开心麻花出品的科幻喜剧《独行月球》，成为了第一部接受专委会指导的影片，它一举改变了以往影视人找不到科研人、科研人又不屑于参与文艺创作的局面。
到了《流浪地球2》，对科学顾问的鸣谢与致敬更是写满了片尾的一整屏字幕。这支特殊的团队，涵盖了理论物理、天体物理、地球科学、太空电梯力学、人工智能、军事科技多个领域，为电影提供了无数细节的理论支撑。“哪怕是背景当中两个科学家聊天，你也得让两个科学家聊得有的放矢。”《流浪地球》系列制片人龚格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元卓，是国内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同时担任着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副理事长，分管科影融合专委会。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次从电影《流浪地球2》筹备和设计阶段，自己和其他顾问就开始参与其中了:“不断地修正和提出建议，线上线下反复交流。到了拍摄时更是持续待命的状态，有时演员不知道台词该怎么断句更准确，我们也要去讲解，包括一些呈现的细节——比如数字生命储存卡的外形和内部结构、丫丫在实验室躺的实验床长什么样子、她头上那些电极采集点长什么样子、屋子里的摆设等等——都要一点点去抠。即使现在电影已经上映了，我都还在参与，因为它的整个世界观设定还在不断完善中，需要给出一些更合理的解释。”
在王元卓看来，科学家的介入对科幻电影尤其是硬核科幻电影是一个重要的加持。“比如《星际穿越》，我一直认为是科学性最强的一部科幻电影，它的很多设定之所以经得起推敲甚至经得起公式计算，是因为有吉普·索恩这样的大科学家作科学顾问，而且他真的深入参与到了创作中，故事情节的设定都是由他的理论和公式决定的。”
事实上，科影融合在美国已经实践了很多年。2008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便与好莱坞联合成立了一个科学与娱乐交流项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等机构也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极力促成科学家与电影人一起工作。而好莱坞大部分导演的通讯录里都存有交流项目组的联系方式。
“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势头非常好，尤其《流浪地球》系列做了一个样板，让全社会对科学顾问有了一个积极正向的认可。”王元卓说。
工业与电影的双向奔赴
拍摄《流浪地球1》时，导演郭帆本来计划三个月完成拍摄，真正杀青时却发现超期了整整一倍时间。这当中有因为协调上千人的团队协作而徒增的消耗，也有被道具和场景拖延住的进程。对于这些，这个制造着科幻奇观的剧组只能用一种毫无科幻感的办法解决。
比如电影中有些场景中会同时出现一百多个屏幕，因为没有相应的控制技术，每一块屏幕后只能连接一台笔记本并安排专人操作，屏幕中的画面则是提前做好的一千多个动画，为了保证屏幕与演员的表演相匹配，每次开拍前都得先进行排练。再比如，电影里的太空站休眠舱看起来未来感十足，实际上每一次的舱盖开合都是靠人工拽着鱼线和威亚实现的。
而一些更为精密和重要的设备，只能绕远路到国外寻找制作商。主角身穿的外骨骼装甲，就是由参与过《金刚》《阿凡达》等科幻大片的维塔工作室原创开发的。为了掌握分步拆解、组合安装的方法，道具团队还专门去新西兰接受了为期一周的培训。
类似的问题在《流浪地球2》的拍摄中得到了改善。一方面，郭帆和他的团队对于模型设计和道具生产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验；另一方面，这一次他们有了国产制造业的倾情相助。
据徐工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马鸣介绍，此次徐工集团先后投入了包括影片中出现的多地形智能应急救援平台、AGV、UEG越野底盘运输系统等在内的42款61台主机设备、400多套零部件及车间道具、61套三维模型，同时配备319名工作人员，从时间、涂装、设备、人员、物流、现场执行等各方面为《流浪地球2》做好资源配置和保障。在这些设备中，不仅包含了徐工集团的数十项创新成果，并且配合剧组进行了许多极限改装。“比如我们的一台全地形越野运输平台，在没有原型的基础上，根据电影美术组的设计，七天时间完成了结构优化、制作、装配、涂装等诸多工作，改装出了一台崭新外观的车辆。”而这台运输车在拍摄中，由于剧情设计需要进行破坏性处理，其防弹玻璃制成的车窗花了一个通宵才被挖掘机撞出了裂痕。
徐工品牌与文化发展部负责人刘彬则透露，电影上映前2个月，集团得到剧组确认可以制作电影周边产品。“总部第一时间召开文创开发会议，仅用一天时间确认好最符合电影情节的9款模型。同时紧急派人前往模型工厂，24小时对接，做到模具、涂装、包装、3C认证等多项工作现场确认，将平时需要耗时半年的模型设计开发与制作，缩短到了短短的18天。”这是国产科幻片对衍生品的一次全新尝试。
除了徐工集团，傲鲨智能、漫步者等国产品牌都为《流浪地球2》提供了装备支持。这些真材实料的道具，极大地提升了电影在视觉上的质感，也因此，在《流浪地球1》中用大量远景来代替近景的无奈选择，这一回几乎全部避免了。
刘彬将这次合作称为“工业与电影的双向奔赴”:“工业可以让电影更真实，电影也可以促进工业设计水平的提升。电影的很多粉丝、爱好者已经从安利影片，上升到了安利中国民族品牌、安利中国制造，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生态仍需构建
尽管《流浪地球1》之后短短四年，中国科幻已找到良性成长的某种路径，也展现出了新的进步。但属于未来的前路依然漫长，正如《三体》总制片人白一骢对《中国新闻周刊》所说:“我们仍旧处在作坊的状态。”
“工业化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套工业流程和体系，能够保证所有生产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白一骢认为，无论大家对于《流浪地球》系列和《三体》给予多少认可，都不足以沾沾自喜，中国影视行业距离工业化还很遥远:“一个行业的工业化体现在最差的水平身上，甚至体现在最差的平均水平，而不是体现在最好的水平上。”
“这次是有肉眼可见的进步，只是取得的进步和犯的错误按比例摆一起，马上觉得进步可以忽略不计了”，郭帆也以“工地化”来形容当下的阶段:“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上千个镜头的生产，而不是单一的镜头，这是工业化逻辑的一个转变。但我认为真正更重要的，应该是工业化的思维模式、流程和标准化管理，这才是工业化的核心。”
需要继续探索前行的不只有电影。《流浪地球2》的科学顾问之一王元卓表示:“科幻电影制作需要良性的生态，科学传播也需要良性的生态。中国的科幻电影目前市场规模相对有限，所以科学顾问应该在什么时间介入、介入之后的流程什么样、科学顾问的价值是什么、科学顾问的责、权、利分别是什么样，这些事情都还在不断摸索，这是生态构建的过程。如果未来中国科幻市场很健康，制作的工业化水平也上来了，导演的精力可以更多地是放在创作方面，科学顾问也可以深入创作的过程，而不只是一个答疑解惑的角色。”
而在更基础的层面上，中国能否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科幻宇宙，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科幻文学的不断丰富。科幻作家陈楸帆曾经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算过一个数据:美国3亿多人口中，科幻作家协会的会员几千人甚至上万，每年出版的作品有数千部，而在中国，整个科幻写作圈即便把跟科幻沾边的都加起来，也不过几百人。
同时，大众对科幻创作的全面认知和正确理解也尤其重要。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科幻看似热闹的表皮之下，真正实现破圈效应的IP依然只有刘慈欣一个。
“别说科幻电影，连科幻小说现在都被固化在一种模式上。我在大学里教科幻创作，有一批学生——不在少数——只能接受刘慈欣的小说。我们每年的《中国科幻产业报告》也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科幻作品都卖得多，卖得多的就两个人，一个凡尔纳一个刘慈欣，已经连续好几年了。”对此，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教授吴岩怀有深深的担忧。
至少，中国科幻已经逐渐破圈，影视化的成功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圈子，从刘慈欣这一个IP 出发，逐渐让人们关注更多的创作者，或许那是中国科幻下一个阶段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