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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号是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古今学者在姓名学、历史学、语文学等多个角度都进行过深入探索。明人陈士元《名疑》、清人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当代吉常宏、吉发涵《古人名字解诂》是其中的代表作。然过去的研究或总结，往往只借助传世古书。新世纪以来，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层出不穷，格外引人注目，拓宽了我们的视野，给人物名号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近年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中，有一些篇目如《楚居》《系年》《良臣》包含颇多古人名号。这些名号或未见于古书，或虽然见于古书但书写形式不同。与传世文献形成的异文，不仅有利于从语文学角度探索通假、异体、正误等问题，还能够进一步深入到历史文化层面。若将视线扩大到战国秦汉出土材料，并结合传世古书，对其中的人物名号进行文字、文献、文化等方面的探索，就能够获得很多新的认知。
人物新名号与名号书写的新形式
出土文献中有不少不见于传世古书的称呼或书写形式。女娲，战国楚帛书称“女填”；太公望，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称“吕牙”；黄帝称“皇后”、商汤称“汤后”、周公旦称“周公叔旦”、召公称“召公保奭”、楚简王称“简大王”。这些都是传世文献未见的称呼，能够提供人名构成方面新的讨论空间，比如姜太公名号中“牙、望、尚”的关系，楚简大王的“简、大”是否为双字谥。
蚩尤，上博楚简《鬼神之明》作“蚩蚘”，马王堆帛书作“之尤”“蚩又”等；古帝颛顼，上博楚简《武王践阼》作“端琂”，马王堆帛书作“諯玉、端玉、湍玉”；相马之造父，郭店楚简《尊德义》作“戚父”，银雀山汉简《唐勒》作“就父”；孔子字仲尼，银雀山汉简《晏子》作“仲泥”。这些是以音相通而传世文献未见的书写形式。它们一方面有助于重新阐释得名由来，另一方面也能够校正古书中存在的讹误。
名号由来的新解释
古人取名的原则，见于《左传·桓公六年》:“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其中的“象”，即以相似之物来命名。利用出土文献中新用字，能够解释以往未能说明白的得名缘由。
商王武丁时的重臣傅说，于“傅岩”之中被发现并举用，因而姓“傅”。但何以名“说”，由于典籍缺乏记述，历来讨论者极少。伪古文《书·说命上》孔颖达《正义》引皇甫谧的说法是“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说者，欢悦也。天下当有傅我而说民者哉”，这显然是无根据的推测，《正义》并不信从这种说法，认为“其言非实事也”。出土文献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线索。傅说出现在上博楚简《景建内之》中，作“傅鸢”；又出现在清华楚简《良臣》中，作“傅”，均以“鸟”为形旁。清华楚简《说命》谈到傅说的外貌时说:“厥说之状，鹃肩如锥。”“鹃肩”即古书常见的、描摹人特异相貌的“鸢肩”，是双肩陡立高耸的样子。傅说的这一特征还可以从传世文献中得到印证。《荀子·非相》在描述“傅说之状”时说他“身如植鳍”，“植”是竖立，“鳍”是鱼鳍。因为鱼背部竖起之鳍与所谓“鸢肩”的形状十分相像，所以都可以用来形容人肩部耸立之状。可见傅说之名应以“鸢”为本字，源自其双肩陡立如鸢之状。以“鸢”为名也符合古人取名象物的习惯，《史记·秦本纪》中就有人名“暴鸢”。
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号，也会因为有新的用字而产生新的可能解释。炎帝又称神农氏，古人对这一名号的阐释以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皇霸》引《礼纬·含文嘉》为代表:“神农，神者信也，农者浓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种，美其衣食，德浓厚若神，故为神农也。”即教民耕种而神化之人。而上博楚简《容成氏》中却写作“慎农氏”。从楚文字的使用习惯来看，“慎”不能通假为“神”。“慎”“神”应该是同义关系，《尔雅·释诂下》:“神，慎也。”又:“神，治也。”慎农，即谨于农事，与治理农事意思相近。因此神农氏之“神”很可能并非天神之意，而是指治理。
文献校勘的新证据
传世古书所见名号的误字，若无关键性依据，往往一直得不到校正。出土材料则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新证据。楚庄王重臣沈尹茎，“茎”又作“蒸、巫、筮、竺”，诸字古音不近，而形体相似，其中必有误字。明代人周圣楷在《楚宝》一书中认为“茎”是正字，其他为讹字，但并无确切证据。上博楚简《庄王既成》中写作“沈尹子(见图2)”，“(见图2)”与“茎”关系密切。据此可见明人之卓识。而《左传》中又称“沈尹茎”为“沈尹戌”，《吕氏春秋》作“沈尹戍”。“戍”“戌”形近，亦必有一误。梁玉绳《人表考》谓“戍”为“戌”之讹。马王堆帛书《缪和》篇载“荆庄王欲伐陈，使沈尹树往观之”，“沈尹树”与楚庄王在同一故事中，学者已经指出即“沈尹戍”，因为“戍”与“树”古音相近，是通假关系。可见“戍”是正字，清人判断有误。
接下来的问题是“/茎”与“戍/树”是一人异名，还是一名一字呢？通过考察可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古人的名、字之间，往往有密切的关联。《白虎通义·姓名》:“闻其名即知其字，闻其字即知其名。”或意思相近，如屈原，名平、字原，广平曰原；或意思相对，如曾皙，名点、字皙，点为黑，皙为白；或意思相关，如孟子，名轲、字子舆，轲是车，舆是车厢。“戍/树”之中，若以“树”为本字，正能与“/茎”形成意思上的关联。古人多在字前加“子”，如颜回字子渊，称呼时又可省掉“子”，称颜渊。沈尹茎可称为“沈尹子”，则“、茎”当为其字。“”是床前几，“茎”是树木的主干，二选其一，显然是“茎”与“树”意思更紧密。
至此，沈尹茎之名、字已经解决，其名为“树”，或用假借字“戍”，“戍”又讹作“戌”；字“子茎”，“茎”或讹作“竺、筮、蒸、巫”，或用假借字“”。若无上博简和马王堆帛书的两处新材料，这个问题会一直困扰文献整理者。
语言现象的新例证
有些名号中的新用字，能够给过去的某种语言现象提供新的例证。齐桓公相国管仲，名夷吾，又称管夷吾。在清华楚简《良臣》中称作“龠夷吾”。有学者认为“龠”是“管”的错别字或通假字，但证据并不充分。在古代汉语中有一种现象叫“同义换读”，就是说A、B两个同义词原本不同音，但有时候却把A读成B的音。比如在洼地的四周筑堤防水，以利于垦殖耕种，这种堤叫作“圩”或“围”，堤内之田称为“圩田”或“围田”。“圩”本音yú，和“围”意思相同，之后就被读成了wéi。又比如“石”本音shí，是重量或容量的一种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有很多地方把一石的重量或容量叫作一担，于是“石”就被读成了dàn。“龠”和“管”均指管乐器，是同义词，所以“龠”就有了“管”的音。同样的例子还有，楚先公熊菌，在清华楚简《楚居》中写作“熊鹿”，“鹿”和“菌”形体读音都不接近，但古书中“囷”和“鹿”都有粮仓的意思，所以“囷(菌)”就有了“鹿”的读音。
综上可见，出土文献为古人名号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从而产生了颇多新知识。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互参照发明，在这一研究课题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出土文献中尚存颇多人物名号有待研究。如上博楚简《容成氏》中的古帝王“乔结氏”，清华楚简《良臣》中的黄帝之师“保侗”，二者尚未在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人。又如《左传·文公十八年》叔仲惠伯家臣“公冉务人”，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作“公襄目人”；《史记·蒙恬列传》中的“赵王迁”，北大藏汉简《赵正书》中作“赵王钜”，“冉”与“襄”、“迁”与“钜”形音均不相近，它们是怎样的关系仍需考察。诸如此类的疑难问题，期待今后能够依靠更多的新出土材料，逐步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