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斌
苏轼自二十一岁登科及第，至六十六岁去世，四十余载宦海生涯中，几起几落。虽然在担任中高级职务时俸禄比较丰厚，可能过着相对优裕的生活，但是一旦仕途失意、收入急剧减少甚至陷入贫困时，苏轼也没有发出过怨言，而是迅速调整自己的消费方式，并以豁达、开朗的人生态度面对新的生活状态。
元丰二年七月，苏轼从湖州知州任上遭遇“乌台诗案”，随后被拘捕入京，并于当年年底被贬官黄州，进入了其职业生涯的第一个低谷期，生活水准也随之急剧下降。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当时，粮食丰收、货币坚挺，粮食价格十分低廉，连带使得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苏轼刚到黄州时是和长子苏迈同去的，数月之后家眷由其弟苏辙送至黄州，家庭总人口大约不超过7人。有专家计算出宋代每人每日最低生活费为20文，这显然是将整个宋朝，包括丰年灾年、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全部考虑在内的一个较为笼统的算法。如果考虑到黄州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元丰年间粮食连年丰收以及通货紧缩的情况，苏轼每天用150文钱养活7口人，还是能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