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贞观之治是一座历史丰碑。唐玄宗李隆基所缔造的开元盛世，堪称登峰造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大诗人杜甫的诗句就是这段历史的最佳见证。或许后期的“安史之乱”让开元盛世看上去不是那么完美，不但李隆基本人英名尽毁，许多缔造开元盛世的贤臣循吏，也逐渐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张嘉贞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虽然历史上他的名气远不如房玄龄、魏征等贞观元勋，但是作为开元年间的宰相，其建立的功勋却不输前人。除此之外，张嘉贞在治家方面也独树一帜，既为当年一段佳话，又是后世宝贵财富。
张嘉贞，蒲州猗氏(今临猗县)人。据史料记载，张嘉贞祖上乃是南北朝时期赫赫有名的范阳张氏，不过到了他这一代，家道早已衰败。张嘉贞高祖张子吒，在隋朝担任河东郡丞，于是张氏家族就在蒲州猗氏县安家落户。张嘉贞自幼丧父，与弟弟张嘉祐相依为命，兄弟感情深厚。张嘉贞少时读书勤勉，年方弱冠就在科场题名，官拜平乡尉。正当张嘉贞打算在官场大显身手之时，命运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一件连史书都不屑记载的小事，张嘉贞被罢官了。一夜之间，由朝廷命官变成布衣百姓，张嘉贞却没有失魂落魄。他不卑不亢，依旧像原来一样过日子，每天穿梭于布衣百姓之间，萧然自得。随后，张嘉贞遇到了“伯乐”张循宪。
再次步入政坛后，张嘉贞很快崭露头角。在担任兵部员外郎期间，报告立军功的文书堆满了兵部的公案，主管官员久不能决。张嘉贞就帮忙批阅这些公文，不到十天，积案尽清。因为政绩卓著，张嘉贞也不断升迁。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锐意改革，求贤若渴。他从浩如烟海的公文奏牍中，发现了张嘉贞是可用之才，多次下诏嘉奖慰劳。当时，突厥九姓前来归附，散居在太原以北。张嘉贞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危险性，多次上疏朝廷要设置专职机构加强管理。于是唐朝开始在并州地区设置天兵军，由张嘉贞总领其事。在诏书中，李隆基称赞张嘉贞，“有文武之材，励公忠之操，较陈利害，频奏封章，必能料敌于未形，临宜以决胜，可充天兵军大使”。开元六年，张嘉贞回朝任职。未曾料到，大量的举报信也同时被上报到朝廷，揭发张嘉贞谋反、治军奢侈、贪赃纳贿，引发轩然大波，就连御史大夫王晙也上奏弹劾。经过有关部门详细调查之后，发现这是一起诬告案件。唐玄宗非常震怒，准备依法严惩。古代立法向来重惩诬告，自古就有“诬告反坐”之说。
唐朝立法者十分重视诬告犯罪，《唐律疏议》不过五百条，竟有四条法律专门规制诬告罪。其“诬告谋反大逆”条云，“诸诬告谋反及大逆者，斩；从者，绞”；“诬告反坐”条云，“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即纠弹之官，挟私弹事不实者，亦如之”。本案中的御史大夫王晙，就是律文中的“纠弹之官”。在本案中，揭发张嘉贞所犯罪名有“谋反”，此乃十恶重罪。依照法律，诬告者难逃一死。若常人被诬告谋反重罪，必然气愤到咬牙切齿，因为稍有不慎，就是身死族灭，当然希望诬告者反坐。可是张嘉贞却不这么认为。他向皇帝进谏，“依照法律，诬告不实，就应当反坐，但是就本案而言，却不宜如此机械执法。现在天下太平，朝廷屯重兵于边疆，兵权和战略物资都掌握在大将们手中。如果揭发者稍有不当酿成诬告，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恐怕就不敢认真履职了。臣担心长此以往，有些握有重兵的大将会滋生反意，可能给国家带来祸患。古代贤君执政，即便是盲人、儿童、百工、庶民的言论，都要仔细听取斟酌。今天如果依法杀了这些人，很可能造成言路阻塞，以后天下大事无法上达天听。臣身为陛下心腹之臣，不宜因臣而阻绝言路”。
听罢张嘉贞的这番高论，唐玄宗感动不已，这是何等的眼光与气度！他从善如流，对诬告者减等免死，同时许诺张嘉贞，将来一定要任命他为宰相。张嘉贞听到喜讯，再次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他没有当即谢恩，而是对玄宗说:“臣听说时机易失不易得，一旦错过，就是圣贤也无能为力。贞观名臣马周，太宗皇帝尽其才而用之，不到五十就去世了。如果再晚几年，一切都来不及了。现在臣还年轻，如果陛下要重用臣，建议您尽早启用。等到臣年老气衰，也就无能为力了。”唐玄宗对此深以为然，更加器重张嘉贞。两年之后，张嘉贞正式成为宰相。史载张嘉贞“断决敏速，善于敷奏”“尚简易，善疏决”。可能是因为自己仕途得益于伯乐相助，张嘉贞为相特别重视举荐贤才。
作为开元时期的宰相，张嘉贞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人无完人，他也有一些性格缺点，特别是晚年陷入与另一位开元名臣张说的政争之中，是他宦海生涯的一大缺憾。罢相之后，张嘉贞又担任工部尚书兼定州刺史，唐玄宗亲自为其赋诗，诏令百官饯行于东门。由盛世宰辅沦为地方官，张嘉贞的心情不能说好，但令他未曾想到的是，这趟定州之行竟然让他另有收获。走在河北洨河岸边时，张嘉贞被河上那座造型奇特的石拱桥所深深吸引。他提笔为这座石桥写下了一篇优美的散文。其开篇云，“赵郡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没错，正是今天大名鼎鼎、堪称桥梁史上奇迹的赵州桥。正因为张嘉贞的这篇文章，后人才得以确认这座桥始建于隋代，设计者名叫李春。张嘉贞一篇描写桥梁的散文无意间书写了中国桥梁史和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
在开元盛世时，许多官员都为自己广置田园。身为开元盛世的宰相，张嘉贞却甘守清贫，从来不做这些事。到定州之后，不少人都劝他，人已到晚年，应当为自己和家人多想一些，遭到了张嘉贞的严词拒绝。他说:“我曾官居宰相，享尽了荣华富贵，哪里有饿死之忧？如果违法犯罪，就算有再多的良田庄园，又有什么用呢？你看朝廷里的大官们，拥有无数的良田美宅，等到他们死后，都成了那些无赖子弟们的酒色之资，有什么意义呢？”旁人听罢，无不叹服。六十四岁时，张嘉贞因病去世，只留下了万卷藏书给年仅三岁的儿子张延赏。虽为宰相之子，张延赏的幼年却并未得到特殊照顾，布衣十余载。因为父亲留下的好家风，张延赏自幼博览经史，精于吏事。后来，张延赏出仕为官，政绩卓著，在唐德宗时期官拜宰相。张延赏之子张弘靖，则在唐宪宗时期担任宰相，亦为藏书大家。祖孙三人皆为宰相，有唐一代，仅此一家，时人有“三相张家”美誉。张嘉贞祖孙能三代为相，与其重教不重财的优良家风密不可分，是良好的历史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