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
1921年10月，受聘于当时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掘了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他因发现了仰韶文化，而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中国现代考古学自此开始。1926年10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师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举起了铲子”，开启了中国学者进行现代考古田野发掘工作的先河，他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两个相隔万里之遥的人因为中国史前文化相爱相杀且相见。
李济
1923年秋，李济在哈佛大学取得人类学博士学位，毕业回国后结识了时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地质学家丁文江。也是在这一年，安特生的第一本考古报告《中华远古之文化》出版。
在丁文江的鼓励下，李济在自己的国家开始了中国人自己的考古。1926年2月，李济首先选择在“治安状况相对较好，考古资源丰富，史籍中载有尧都在平阳、舜都在蒲坂、禹都在安邑”的晋南开始考古调查，其实也是受到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的影响。在3月24日，李济就发现了西阴村遗址。关于遗址的发现，李济在《西阴村的史前遗址》中写道:“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
同年10月15日，李济与袁复礼在西阴村的“灰土岭”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而此时，安特生正在陪同对中国非常感兴趣的瑞典皇储，于10月16日至11月18日，在中国进行半官方半民间的学术交流，梁启超、丁文江、章鸿钊等知名学者都出现在欢迎会上，行程包括辽宁、山西、天津、江苏、上海等地。在山西，因为“道路不靖，只好到太原附近的两个石器时代遗址作了象征性的考察”，并没有到夏县西阴村。因此，“王储的这次学术交流活动，李济与袁复礼未能‘躬逢盛会’”。两位“考古之父”算是擦肩而过。
在西阴村的发掘中，李济采用了“探方法”，挖出的探方是2米×2米的，在处理探方的时候首创了“三点记载法”“层叠法”，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曾评价:“李济的第一次发掘是相当科学的，它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的较高发掘水平。”这次发掘出的陶片超过10万件，另外还有石器、木块、骨器，还有半个蚕茧。
1927年1月10日，历尽千辛万苦后，李济终于把这些出土物从西阴村运回北京。经过对出土彩陶片的认真观察研究，李济认为“考较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我们还没有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比较各处带彩的陶片的工作及厚薄，中亚及近东的出品很少可以比得上仰韶”。另一个重要的出土物——半个蚕茧，通过显微镜可以看到“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的，而且“中国有历史就有关于蚕业的记载，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较之安特生所说的陶鼎与陶鬲尤为可靠”。蚕茧是通过人工切割的，也就是说西阴村先民很可能已经开始养蚕缫丝了。而此地的丝织业很发达，又刚好流传有“嫘祖养蚕”的故事。这半个蚕茧也被认为是中国家蚕的老祖先。
而早在1921年，安特生就在丁文江的支持下发现了仰韶村遗址，后获得中国北洋政府批准，在袁复礼等人的参与下发掘该遗址，收集到十余箱的出土物。安特生将出土的彩陶与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的彩陶进行了比较，并于1923年正式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
为了验证这个结论，他甚至沿丝绸之路对甘肃、青海一带进行了考古调查，果真在马家窑发现了新的彩陶文化遗址，在洮河西岸发现了齐家遗址。他还认为“彩陶绚丽的马家窑文化应该晚于齐家文化；马家窑彩陶比仰韶彩陶发达，更接近西方彩陶”。1925年，安特生在《甘肃考古记》中将甘肃古文化分为六期，即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期，后来的考古证明了这种分期不准确。
两位先生当头对面地交流过吗？李济的《西阴村的史前遗址》中明确提到:“安特生最初叫我注意这一点，特此在此申谢”，还有“安特生告诉我说，他向来没找着过这样的箭头”。既然是“告诉”，那必是见过面的。
瑞典皇储在1926年11月18日由上海离开中国。李济和袁复礼1927年1月10日回到北京。之后，安特生帮助步达生实现了在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计划，1927年4月16日，周口店遗址发掘正式启动。4月25日，安特生即将离开中国，丁文江在北京顺利饭店设宴饯行，同席的还有斯文·赫定、巴尔博、德日进、谷兰阶、葛利普、步达生、翁文灏、金叔初、李四光等，这些都是为中国的地质工作和考古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国内外学者。根据现存材料，宴会名单中没有明确提到李济在场，对此我们不去猜测。
但从上述时间可知，1927年1月10日至4月25日这段时间，李济、安特生两人均在北京，又同为考古人。李济对西阴村遗址出土物充满热情，迫切想揭开它们所要传递的历史信息，相信安特生也是如此。两人还有一个共同好友——时任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的丁文江，并且丁文江对李济和安特生的考古工作都给予了莫大的支持。岱俊在《李济传》中甚至认为“丁文江是李济做科学考古工作的引路人”。另外，袁复礼也非常重要，不仅与安特生一同发掘仰韶村遗址，还与李济一同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些主观及客观的存在，都是二人会面的有利条件。
李济在《西阴村的史前遗址》中写道:“分析全体陶片的时候也许还可以发现新的种类，但是我们相信那紧要的都已名列了。我们没找到刻纹的陶片，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有几种陶片初看极似具有刻纹，我最初也以为如此。但是用着较强的放大镜看，那细的绳印就显出来了，凡是我起初以为是刻纹的都是绳印的……安特生最初叫我注意这一点”，还有，“有好多很整齐的石箭头，大半是燧岩作的，也有石灰岩及骨头作的。燧岩作的尤为整齐，有十个整个的。它们的形状虽不一律，但是大概是属于一个统系。安特生告诉我说，他向来没找着过这样的箭头。他的报告中所叙的箭头是由页岩、骨头或贝壳作成的，它们的形状也不同……那三廉形的骨头箭头与在安阳找出来的完全相同”。可见，两人交谈的内容具体到了西阴村遗址出土物的器形、材质、纹饰、类型等方面，另外还将西阴和安阳的出土物作了详细对比。这些都是需要亲眼见到实物，并仔细观察与分析，才能得到的结论。会面的地点显而易见，一定是清华了，因为西阴村遗址出土物回京之后就保存在清华。因为这次会面，李济对西阴村遗址出土物有了新的“注意”。两位“考古之父”的这次会面，不再是简单的交流，而是深层次的切磋和交融。
